淄博工业记忆｜徐勤森：煤炭搭起淄博工业根基

“宁可舍粮食，也不能瞎（浪费）煤炭，因为这煤炭是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上来的啊。” 4月9日，回想起井下岁月，老煤矿人徐勤森感慨万千，“不干煤炭，根本想象不到这里面的艰辛。那时候咱国家石油少，基本上都是用煤炭。此外，煤炭除了是燃料以外，还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如今，智能化的流水线机器作业代替了原始的手拉肩扛，实时更新的数控平台取代了过去的粗糙记录，但在淄博煤炭百年传承中，“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激昂口号，仍然在地心深处铿锵作响。

“给咱淄博煤矿人长了脸”

谈及在西河煤矿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徐勤森头一个提起的词就是“孙启明掘进队”。当下淄博的年轻人可能对这个名字感到陌生，但在徐勤森那代煤矿人心目中，孙启明就是“偶像”般的存在。

“1958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掀起高潮，作为工业粮食的煤炭，需求量更是激增，让全国煤矿进入超负荷运转。西河煤矿奎山井却因前期强化开采，陷入了采掘失调、生产接续紧张的困境，全矿生产命脉面临断裂风险。”徐勤森寥寥数语，将当时紧张的情景摆了出来。

“正是这样的紧急时刻，矿上决定组建精锐掘进队突击攻坚。那年6月，一支新组建的掘进队伍临危受命、应运而生。这个队伍的带头人、队长就是孙启明。”徐勤森说。

“从成立开始，孙启明带领大家苦干加巧干，发扬煤炭工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创出了掘进迎头日进尺和月进尺领先全国的优异成绩，成功完成任务。这支队伍可真是给咱淄博煤矿人长了脸！”

1959年，孙启明代表全队出席全国群英会，被授予“全国煤矿先进掘进队”的称号，这支掘进队的事迹也传遍大江南北。“后来，孙启明还参加北京天安门的国庆观礼，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说起这支队伍时，徐勤森情不自禁地流露出自豪感。因此，作为淄博煤矿代表性先进集体，“矿上一直都有掘进学孙启明队，采煤学洪山矿五四采煤队的说法。”

孙启明参加国庆观礼

西河煤矿孙启明掘进队和洪山煤矿五四采煤队也成为淄博矿务局乃至全省煤炭行业的两面旗帜。时至今日，在淄博矿工博物馆内，这支铁军的风采仍在诉说着那段战天斗地的峥嵘岁月。

“我当时在的队伍，可以说流淌着孙启明掘进队的血脉吧。”1974年，西河煤矿成立了第四掘进队，“担任这支队伍队长的，便是原孙启明掘进队的一位副队长。”两年后，听着孙启明掘进队故事成长起来的徐勤森被选入西河煤矿第四掘进队，成为了孙启明的“后辈”。

一块煤如何“重见天日”？

1977年底，煤炭工业部向山东淄博矿务局下达了“西河煤矿1050上山无支护半煤岩月掘进尺创全国先进水平”的指令，矿上研究决定把这一艰巨任务交给第四掘进队陈加元圆班组。

“何为月掘进尺？”即要求矿上一个月要完成一定数量的掘进进度。“这个工作不是一个队组能完成的，需要全矿众志成城，一块儿使劲。当时，为了创全国先进水平，矿洞井下工人们在奋战，跟班的机电修理工、铁路木匠、安全员、瓦斯检测员、放炮员更是随叫随到，时刻准备着提供技术支持和相应的保障。”

因此，也就有了“圆班”工作组。何为“圆班”？徐勤森告诉记者，“所谓一个圆班，是指三个掘进工组按头班、二班、夜班三个班，每班8小时工作制、现场交接班形成一个循环，正好占一天24小时的一圈，所以形象地叫作圆班。”

“下井后接班，一个组正常是6个人，组长组织施工并负责安全，带头工作，和四名组员用电煤钻打眼，填装炮药，另一名拥车工队员到顺槽大门口车场的道叉上调度接下足够的空矿车备用。”回忆起井下工作，徐勤森对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当时煤炭工人井下工作示意图

“等爆破后，矿碴从断面爆出，洒过水，就可以装车了。装车时，需要四个队员用一大张铁板铺在地上，两个人在前头用铁扒将矿碴扒上铁板，再有两人用大铁锨将矿碴装入矿车中，这样分工合作。等装满了车，拥车工会把矿车沿着将近5度的斜坡往外放车，车不能放慢了，慢了就耽误往返时间，也不能太快了，太快了不是翻车就是出轨，能拿捏好，确是个本事。”

“两手扒着车皮，双脚胶靴紧贴矿车后轮当刹车阀，到车场后又把空车拥到迎头上，再装第二车，依次往返。”边描述边比画的徐勤森仿佛重回青春时代，耳边又听到了呼啸而过的矿洞风。

“时间是最宝贵的。创纪录是每班要搞两个爆破循环，这既增加了工作量，又加密了综合协调进度，是高难度、高强度又细致有序协调得力的活儿。因为如果第二循环到时完不成，矿碴扒不完，这一班你就没有进尺（验收记录），算没干（白干），所以时间要拿捏精准，工序衔接紧凑，一环扣一环。因而这六人在八小时内‘咪溜咪溜’（忙碌）的，没有‘一霎霎’（形容时间极短）闲着的。”

时间紧任务重，但全班组都齐心协力、全力以赴为创纪录而奋斗。“那时年轻，浑身是劲，创纪录也没有奖金啥的，但大家都全力以赴，这或许就是孙启明掘进队的传统，也是广为人知的‘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吧。”徐勤森笑着告诉记者。

难忘“战友情”

“因为煤矿这个工种和其他行业不一样，井下有危险性、劳动强度大因而压力也大，所以和工友们都是能舍命的交情，都是一帮很好的兄弟。”奋斗岁月中，让徐勤森更难忘的是并肩作战的工友情，“除了紧张疲惫，也有温情时刻。”

“每当现场交接班时，就是两班人马最有活力的时刻。在几百米的井下，两伙人见到迎面矿灯闪烁后就互相叫着绰号、开着不着调儿的玩笑，走近时握着手就一边交接，笑骂着、问候着、鼓励着。”徐勤森说到起兴处，还说出了印象深刻的几个外号，“像姓陈的，被叫作陈耳子，姓赵的，叫赵瘪子，姓齐的叫齐撸子等等。每次碰面，都是先听到绰号才再见到人。”

徐勤森讲起并肩作战的工友情

在幽深的矿井下，碰到同伴是件幸福的事。“其实这也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因为在工作的时候，全部心思都扑在矿上了，基本上不说话更不准抽烟，思想没有开小差的地方，所以积累了很多情绪需要释放，互相开开玩笑，就轻松舒坦了。”徐勤森解释。

组员们打打闹闹，但交接班两个组长却最严苛。“接班的组长手拤着皮尺就像要多扯出二寸长那样，紧绷得‘噔噔’响，往最突出的矿茬子上比量。而交班的组长则紧握铁镐，瞪着铜铃一样的眼，随时准备‘救场’。一般是指到哪、量到哪，就刨到哪，直至将突出的矿茬刨平或再也刨不动为止。就这样，才算测准进度，现场签字画押，拿好进度记录，上井交账。”

“临走时大家再鼓噪一番，相互问候，然后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出迎头，到底盘坐上电车，然后风驰电掣地驶向井口，这才算完成一班简单又枯燥的工作。”徐勤森回忆。

1978年，徐勤森告别了这帮矿井的老战友、兄弟伙，投身煤矿上的另一岗位。“当时我学的是物理化学，矿校正缺这方面的教课老师，所以选拔我去给矿校子弟们教书。”从地下百米走上三尺讲台，从煤炭工到教书匠，徐勤森时常感慨，自己很“幸运”，“这也说明什么，学好数理化有一技之长，多重要啊！”

“三座矿山，二百万吨”，成为1953年淄博矿务局建立时的“起家”本钱。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第一个矿务局，淄矿在20世纪上半叶，煤炭产量一度占山东全省的半数以上，引领了山东省、淄博市煤炭工业发展。用徐勤森的话来说，淄博的工业是从煤炭堆上“拱”出来的，也是淄博数以万计的煤炭工人“一锨一锨”铲出来的。

淄博，这座工业城市的主旋律中，始终回荡着地下深处矿镐与煤层的交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