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赌国运砸出来的八百年黄河安流

荣海生

黄河是一条福祸相依的大河。对于中华民族来讲，黄河的安澜，关乎国运，关乎黄河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历史上，实现黄河长期稳定者，唯东汉王景治河一役。这个历时一年、动用数十万军队的水利工程，实现了黄河下游八百年相对安流的奇迹。这项工程不仅展现了我国古代治水的巅峰智慧，更揭示了中央集权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哲学。反映的是东汉王朝以举国之力重构人水关系的战略抉择。

《汉书·王莽传》记载：公元11年，黄河于魏郡决口，“泛清河以东数郡”。王莽征召善治水者近百人论证黄河治理，汇集了很多治河建议。然而，“王莽时，但崇空语，无施行者。”再加上王莽的祖茔在大河决口对面元城的缘故，王莽直接放任洪水东窜，河道南徙，导致“兖豫之地，十县九溺”，黄、汴混流，摧毁漕运命脉。《后汉书》记载：东汉建立后，阳武令张汜上书光武帝刘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修理之费，其功不难。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张汜认为：治理黄河万事俱备只欠皇帝点头！于是，刘秀筹划派士兵治理黄河。这时浚仪令乐俊也上书：从前在武帝年间，人口众多，瓠子河决口尚且有二十多年。现在人口稀少，灾患还可以承受。而且国家刚经历过战争，再兴劳役，百姓就会有怨言。忙于稳固政权的刘秀叫停了治水的事。这场水患灾难持续60年之久，至汉明帝永平年间，“兖、豫百姓怨叹”，黄泛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已到了“城郭为墟，田庐尽没”的绝境。此时东汉立国已历四帝，中央集权巩固、府库充盈，治河已从技术问题升格为政治问题。

汉明帝刘庄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其执政大有汉武帝遗风。“帝生而丰下，十岁能通《春秋》”“师事博士桓荣，学通《尚书》。”刘庄登基后，延续光武帝时期推行的各项政策，提倡儒学，注重刑名文法，为政集权苛察。他出兵征伐北匈奴，派遣班超出使西域，还引入佛教。汉明帝在位期间，吏治清明，社会安定。《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称赞他：“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王景的起用堪称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完美结合。

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河势进一步恶化，河水冲击汴渠，渠口水门沦入一片汪洋中。汉明帝想效法汉武帝堵决口，解决黄河决口改道问题。他召集大臣商议如何治理黄河。当时有人荐举了王景。王景曾经治理过浚仪渠，并首创“堰流法”分洪。当明帝询问治河方略时，他提出“河、汴分流，复其旧迹”的战略构想，精准切中“黄、汴互害”的症结。汉明帝很满意，决定治理黄河。夏天，朝廷征调几十万军队，派王景和王吴顺着冲刷的河道修筑渠道和河堤，彻底解决黄河水患。据史料来看，当时汉朝人口5000万左右，军队不超过40万，经济上朝廷减免税收，富豪庄园兴起。可见，汉明帝是下决心要赌一把的。王景亲自带队测量地形，勘测出一条从荥阳到千乘海口的新河道。王景安排打通山陵、疏浚壅塞、裁弯取直，清除水中沙石，在要害之处筑堤坝，每十里修造一座减水口门，保证汛期洪水由上一水门泄出，洪峰过后，经过堤外沉淀，使清水在下一水门归漕。千里大堤，一年修成。虽然王景十分节约工程费用，但花费还是以百亿计算。

王景治河，摒弃传统覆堵思维，大胆另辟蹊径：一是新开河道。沿泰山北麓开凿新河道，利用地形落差增强输沙能力，终结“地上悬河”危局，同时较旧河道缩短约五分之一。二是将汴渠与黄河分流，构建“河行北济故道，汴复禹贡旧迹”的水网循环体系。三是沟通濮水、济水等支流，利用支流分流约三分之一的含沙量，形成分洪分沙网络，使主河道淤积减缓。四是首创“十里立一水门”的调控系统，在汴渠引黄段设置可调节水、沙的口门，实现“分沙减淤”。通过多口门交替引水解决多沙河流引水难题，比欧洲类似技术早约1600年；采用“层土层夯法”筑堤，开创性使用石灰糯米浆黏合技术等。

王景治河的成功，本质上是制度优势与技术理性碰撞出的文明奇观。当东汉王朝以“百亿钱搏千年安”的气魄重构黄河命运时，不仅拯救了万千生灵，实现了“明章之治”，更塑造了中华文明“制天命而用之”的精神基因，为当代河长制提供了历史镜鉴。八百年安流期恰与“汉唐盛世”高度重合，印证着水利兴则国运兴的历史铁律。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实施的今天，重审这段历史，既能触摸中华文明治水传统的深层脉动，也为破解现代治理难题提供永恒启示。

（作者单位 菏泽市社科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