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手看完《艳阳天》，感叹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浩然真是不错！

在当代中国文学版图上，有这样一位从冀东平原走出来的作家：他本名梁金广，却以"浩然"这个笔名在中国文坛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56年冬日的《北京文艺》上，一篇题为《喜鹊登枝》的短篇小说悄然问世，就像它的名字一样，为新中国文坛带来了第一声清脆的报春啼鸣。谁都不曾想到，这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作者，日后会成为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一座高峰。

四十余载春秋里，浩然的足迹深深烙在冀东的阡陌之间。他总爱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揣着磨出毛边的笔记本，蹲在打谷场边和老农们抽旱烟，或是钻进低矮的土坯房里听大娘唠家常。正是这种近乎固执的生活扎根，让他的笔端流淌出带着露珠般新鲜的乡土故事。

当三卷本《艳阳天》在1964至1966年间陆续问世时，这部126万字的皇皇巨著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农村史诗画卷，将合作化时期的中国农村生活刻画得入木三分。德国汉学家顾彬曾惊叹这部作品是"描写中国农民生活的绝唱"，旗手更是感叹“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浩然真是不错！”字里行间那泥土的芬芳与麦浪的起伏，至今仍能让读者触摸到那个火热年代的真实脉动。

在昌乐的岁月

1960年的早春，当北京城里的柳梢刚刚泛出鹅黄，浩然便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了前往山东昌乐的列车。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作家，主动请缨下放农村的举动，在当时文艺界并不多见。与他同行的还有中苏友好协会总会的同事高莽和李沾吾，三人此行的目的地是昌乐县城关公社东村大队——一个仅有四百余口人的普通村庄。

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自然灾害的严峻考验。浩然到任后，被推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这个原本只有两名党员的村子，终于凑足了成立党支部的人数。面对饥荒，这位新上任的书记展现出了北方农民特有的务实与坚韧。他带着会计和保管员翻遍仓库的每个角落；组织社员们到老坝河打捞水草，去山坡上挖野菜，硬是用"粮菜掺和"的办法，让全村人熬过了那段日子。

最令人难忘的是修渠引水的场景。浩然在田间劳动时发现，村南两百亩高地因缺水而几近荒芜。那年春天，他领着社员们顶着刺骨的西北风，赤脚踩在尚未解冻的泥浆里，一锹一锹地挖土筑堤。半个月的苦战过后，一条蜿蜒一公里的水渠终于从北流泉延伸到了村西头。当清冽的泉水第一次流进干涸的田地时，这个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作家书记，蹲在地头久久抚摸着湿润的泥土，指甲缝里嵌着的黑泥都忘了洗净。

正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浩然的笔记本从未离身。社员们蹲在田埂上啃菜团子的模样，妇女们半夜推磨时疲惫的眼神，老农望着龟裂土地时的叹息，都被他细细记在泛黄的纸页上。这些带着泥土味的素材，后来都化作《艳阳天》里活灵活现的细节——肖长春带领社员抗旱的章节，几乎就是东村修渠故事的文学再现。而书中那个总爱说"咱们庄稼人就得像庄稼一样扎住根"的支书形象，分明能看到当年那个挽着裤腿、满脚泥泞的浩然影子。

在昌乐的两年时光里，这位作家书记的办公室里总是堆着两样东西：一是社员们送来的地瓜干，二是写得密密麻麻的创作手稿。每当夜深人静，煤油灯下沙沙的写字声就会从大队部的窗户里传出，与田野里的虫鸣蛙声交织在一起。这段特殊经历，让浩然真正懂得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句话的分量。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昌乐吃的每一口苦，都成了我笔下的养分；和社员们流的每一滴汗，都化成了纸上的墨痕。"

麦场上的感悟

当年秋收，浩然跟着两个老汉走到场院中央时，才发现自己的胶鞋已经灌进了泥水。田明先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把整条胳膊插进麦垛深处。当他抽出手时，掌心里攥着的麦穗已经发黑，散发着一股酸腐味。

接下来的三天，东村全员出动。妇女们抱来家里的油布、草席，孩子们拾来干燥的树枝。田明先带着几个老把式，像外科大夫般精准地剖开一个个麦垛。腐烂的麦粒黏在手上，散发出令人心焦的酒糟味。这场抢救让浩然真正见识了庄稼人的智慧。田明金教他们在垛底垫上槐树枝防潮，几个老太太用艾草编成通风的草帘。

多年后，《艳阳天》里"肖长春雨夜护粮"的章节写得格外鲜活。那场戏里老贫农马老四趴在麦垛上听动静的细节，那场惊心动魄的抢粮大战中此起彼伏的方言对话，都带着昌乐麦场上泥土的腥气。特别是主人公那句"粮食是庄稼人的命根子"，分明就是田明先瞪着血红的眼睛吼出来的腔调。

晚年的浩然总爱跟人念叨这段往事。他说那年的麦子其实救了两条命：一条是东村四百多口人的命，一条是作家浩然的命。若不是田明先那执拗的一拦，他这个"洋学生"出身的支书，怕是要在秋后算账时落个"败家子"的骂名。而中国文坛，也就少了部带着麦香的《艳阳天》。

破茧而出的《艳阳天》

1962年的北京城飘着第一场雪时，萧也牧裹着件半旧的棉大衣，踩着吱呀作响的积雪敲开了浩然的家门。这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老编辑，进门时眼镜片上还蒙着层白霜。他搓着手在煤炉边坐下，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摞剪报——那都是浩然近几年发表的短篇小说。"该出个集子了，"萧也牧呵着白气说，"就像庄稼人秋后要打场，得把好粮食归置归置。"炉火映着两人忽明忽暗的脸，当谈到长篇创作时，萧也牧突然拍了下膝盖："你在农村滚了这些年，肚里装的都是干货，该倒出来晾晾了！"

这个雪夜的长谈，像块烧红的烙铁，在浩然心里烫出了个窟窿。几天后，他带着两箱稿纸住进了西山八大处的作家写作所。那间朝北的小屋冷得像地窖，窗玻璃上结着厚厚的冰花。每天清晨，都能看见浩然披着棉被伏在案前写作的身影，钢笔水冻住了就哈口热气化开。

转机出现在王主玉来访那天。这位临时接替浩然工作的编辑，冒着大雪送来一网兜核桃和红枣。他随手翻看草稿时突然拍案叫绝："老梁，你写的马老四往麦垛上泼水这段，活脱脱就是东村那个田老汉！"这句话像把钥匙，突然打开了浩然记忆的闸门。

此后写作变得顺畅起来，田守业家三代光棍的窘迫，化成了书中"筷子夹骨头"的歇后语；那些在昌乐深夜巡逻时见过的饥民身影，变成了肖长春在玉米地里撞见的偷粮老汉；而暴雨中抢救麦垛的惊险，更是直接搬进了小说高潮章节。

1964年早春，《艳阳天》第一卷的清样送到浩然手中时，他正蹲在四合院门口修理自行车。油污的手在裤腿上蹭了半天才敢接过来，翻开扉页就看见自己写在题记里的那句话："谨以此书献给养育我的农民父母"。

时代的印记

《艳阳天》的纸页间翻涌着五十年代特有的气息，那是新粪与旧土混合的味道，是汗碱在蓝布褂上结出的白霜。浩然笔下那些在合作社麦场上挥汗如雨的农民，个个都带着昌乐东村的影子——马老四蹲在田埂上卷烟叶时指甲缝里的黑泥，肖长春喝斥偷懒社员时脖颈暴起的青筋，连骂街的泼妇嘴角沾着的玉米渣，都活脱脱是从现实里拓印下来的。

小说里最动人的不是那些口号，反倒是些细枝末节：老会计拨算盘时总要先往手指吐口唾沫，新媳妇过门带来的印花包袱皮，光棍汉们夜里凑在牲口棚讲的那些带荤腥的俏皮话。这些带着体温的细节，像撒在合作化这幅宏大画卷上的金粉，让政策条文变成了可触可感的家长里短。就连书中反派人物马之悦，也不是简单的脸谱化形象，他那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歪理，常常裹着关心社员的口吻说出来，活像东村那个总爱在分粮时多抓两把的田二叔。

柳青的《创业史》像幅工笔重彩，把关中农民的坚韧刻进了骨相；而浩然的《艳阳天》则似水墨写意，用京郊的麦浪晕染出时代的底色。两部作品恰如渭河与永定河，虽然流域不同，却都映照着同一轮太阳——那是1950年代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的，从单干户的油灯到合作社的电灯，从各扫门前雪到共护集体粮的深刻变革。

如今重读这些文字，依然能听见打谷场上连枷起落的声响，闻到新麦入仓时蒸腾的土腥气，那是共和国最初的家底，是几亿农民用皴裂的手掌托起的艳阳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