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尚进谈关税：原因和应对

本文选自《复旦金融评论》，较原文略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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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尚进：关税僵局下，中国如何找到破局“出口”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攻势，中国采取了强硬立场，对美方最近两轮加税予以对等反击。目前双方加征关税税率均提高至125%，美国对华商品累计关税突破140%。中国为何选择如此应对？当前僵局是否有转圜余地？

中国采取这一立场，或许基于三大核心考量。

首先，中方或许认为现阶段谈判难以取得理想结果。

美方的关税策略被视作“勒索式谈判”，任何让步都可能招致更多加码。事实上，面对美方2月1日和3月3日两轮10%的关税加税，中方保持了克制，不予理睬；然而4月9日美方再次单方面将税率提升34个百分点后，中方果断采取了反制措施。

在特朗普上届政府任期内，即使墨西哥和加拿大已对美作出实质性贸易让步，使修订后的三方自由贸易协定明显向美方倾斜，但两国此次依然面临新的关税胁迫。这一事实或许加深了中方的警惕。

事实上，中国也有过类似教训。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关税后，中方承诺扩大自美采购，却仍然在不久后遭遇美国更广范围的加税——美方以“采购不足”为由，持续扩大征税清单。

不仅如此，美国一方面禁售其中国真正需要的高端半导体芯片等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另一方面却强推大豆等可替代性商品，而这些商品在其他市场渠道或许有更优惠的采购价格。即便在2019年12月中国签署了所谓“第一阶段协议”（Phase One Agreement）后，美国仍维持着20%的对华关税，这些经验或导致中方对美国谈判的诚意心存疑虑。

其次，尊重在中国文化中至关重要。

特朗普对那些请求降低关税的外国领导人抱有鄙视态度——这一点在特朗普近期言论中也得到佐证：他将寻求谈判解决关税争端的外国政府形容为“卑躬屈膝向他讨好”。相反，特朗普却对展现强硬姿态的外国领导人常常表示欣赏。

为说服中国，美国财长贝森特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在贸易战中，美国处于优势地位，中方应该早点认输，因为美方可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规模远超中方所能反制的范围。然而，这种论调不仅未能奏效，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它也可能让中国人联想到1839-1841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的傲慢立场：既然我们的枪炮射程更远，你们为何不尽早投降来购买我们的鸦片？

其三，中方或许还担忧对美让步可能引发的负面连锁效应。

当前，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政策引发一部分中国出口商品向其他市场转移，这已经让欧盟及其他多国开始考虑对中国商品也加征关税。中方对美的强硬反制，或许对其他国家具有警告或震慑效应。

或许可以期许美国债市与汇市的波动能让美方调整政策，但也不应排除美方更激烈地升级冲突的风险。鉴于当前华盛顿诸多政客对华政策的强硬倾向，即便美国企业和家庭将承受一些代价，特朗普政府也有维持现有路线的可能。而失去美国市场准入资格，毕竟也会让中国经济承受更大压力。

在双方贸易冲突处于白热化相持阶段，中国可以开辟哪些新的政策空间？

首先，中国可以提出对美实施零关税并推动政策改革以减少其他市场扭曲性壁垒——前提是美国采取对等措施与改革。

中方还可提议建立第三方监督机制，例如由其他WTO成员国推选专家组成独立仲裁小组，定期对双方执行情况实行评估。

其次，中国需要巩固和拓展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以此作为战略筹码。

针对各国对中国商品从美国市场大幅转口至其本土市场的担忧，中方可以同样强调“进口转移效应”——原本从美国进口的商品，现在可以转向其他国家采购。

其实，西方媒体鲜有报道的一个事实是，中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比如2024年进口规模相当于德、日、印三大国的总和。若美国某一天真的对全球实施所谓“对等”关税后，中国甚至可能跃居成为世界第一大进口国。因此，任何对华考虑新设高贸易壁垒的国家，都可能失去这个日益重要的出口市场。这正是中国可资运用的有效杠杆。

中国还可进一步降低对其他国家的商品准入壁垒。同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宣传推广力度也可以进一步加强。其实，进口博览会非常特殊：虽然多数国家都设有出口促进机构，但中国或许是唯一的政府主导、专门搭建进口推广平台的国家。在当前形势下，中方可重点增加来自未对华设限国家的进口规模。

其三，为缩减贸易顺差，中国亟需提升刺激内需政策的效能。

然而，要实现储蓄与消费结构的根本性调整，必须推进社会保障体系、金融体制乃至性别比例平衡等深层次改革——这些改革均需经年之功。

短期而言，中国可采取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但既往的刺激措施成效参差。当前真正需要的，是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临时性消费税减免与消费补贴等财政工具。相比一般的政策，这类“临时性”财政手段对提振即期消费更具实效。

尽管美方现阶段接受“双边同步清零关税”方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推进贸易改革、实施宏观刺激以及提振消费、缩减净出口的结构性改革这些措施，仍应被中方提上议程。无论美方作何反应，这些举措都将惠及中国与全球经济。■

魏尚进：“对等关税”的双重谬误：一场贸易政策的荒诞剧

特朗普总统特意选在愚人节的次日正式宣布大幅提高关税，显然不愿让世界认为他的“对等关税”是个疯狂的主意。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成功了。

所谓“对等关税”名不副实。比如，韩国与美国签有自贸协定，对多数美国商品实征零关税，却将面临美国25%的关税；中国香港地区作为WTO认定的单独关税区，对来自美国（以及其他地区）商品完全零关税，如今却被美国加征约75%的关税。

白宫公布的“对等”关税公式如下：对某国的关税税率取10%或“0.5×k*”中的较大值，其中k*是美国政府单方面认定的“该国对美综合关税率”，计算公式是该国2024年对美贸易顺差占其对美出口额的比重。如果一国对美国存在逆差，例如英国，它就会面临美国加征的10%关税。相反，如果一国对美国有很大的顺差，其顺差额占到其对美出口额的60%，那么它将会面临美国加征的30%关税。

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布的“对等关税”的解释，通过援引学术论文来佐证关税公式中的特定部分，特别是关于美国关税提高将导致进口价格上涨幅度，以及既定进口价格上涨将导致进口量下降程度的论证，从而营造出一种公式科学严谨的假象。然而，这些讨论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幌子。“对等关税”存在两个致命错误。

该政策的第一个根本性错误在于其基本概念：白宫的公式认为，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或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双边贸易逆差，完全是由贸易伙伴设置的贸易壁垒或其他不公平贸易行为所致。与此不同，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任何国家的贸易失衡（也就是出口与进口有区别）都起源于其国民储蓄与国民投资之间的差额。比如，韩国对美贸易顺差反映了其国民储蓄超过国民投资；美国贸易逆差则反映其储蓄相对于投资的不足。事实上，许多与关税或非关税壁垒无关的因素，都可能改变一国的储蓄—投资缺口，进而改变贸易逆差的值。例如，美国在得克萨斯州发现新的大型页岩气田，这将提升美国居民对未来财富额的预期。尽管更高的收入尚未实现，但美国民众会立即增加消费（即减少储蓄），同时加大对油气行业的投资。这种变化自然会扩大美国与多数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然而，按照当届美国政府的逻辑，此类情况下贸易逆差的扩大，竟被归咎于外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加剧。

这一逻辑在其他方面同样站不住脚。以服务贸易为例：美国对中国、欧洲等众多国家长期保持巨额顺差。若按美国政府的逻辑推演，这种顺差理应归咎于美国自身的大规模不公平贸易行为，而非其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显著比较优势。

该关税公式的第二个错误在于，其假定提高关税只会减少美国进口，而不会显著影响出口。这一假设在两个方面存在严重谬误：首先，贸易伙伴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例如，中国已宣布将对美国进口商品全面加征34%的关税，以回应美方对华商品的新关税。这自然会消减美国今后的出口。

其次，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贸易伙伴不采取反制措施，美国出口仍将下滑——这一点显然未被总统及其幕僚充分理解。鉴于当前美国失业率处于低位，其各类生产要素已被充分利用。在新关税保护下，那些目前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即那些无法与进口产品竞争的美国企业），若要扩大生产，唯一途径就是从其他具有竞争力的美国企业（包括出口企业）争夺人力与资金资源。其必然结果是：美国进口减少的同时，出口也将同步萎缩。这个逻辑在国际贸易文献中被称为“勒纳对称定理”，它清楚揭示了为何在“解放日”实施的高关税将导致美国进出口双双收缩，从而难以如公式预期那样改善美国贸易逆差。事实上，特朗普政府首任期对华加征高关税后，中美双边贸易（进口与出口）规模明显缩减，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却未见实质性改善。

若想通过关税“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唯一方法是将税率提升至荒谬的高位（如500%）。届时，美国经济将会陷入一种类似北朝鲜的封闭状态——通过同时切断进口与出口来实现所谓的“平衡”。

特朗普坚称实施“对等关税”将增强美国经济。然而股市反应却与之相悖——在总统宣布政策后的48小时内，美股暴跌逾10%，美企市值蒸发数万亿美元。由于贸易摩擦同样冲击其他经济体，东京、首尔、伦敦和法兰克福股市应声下跌（尽管跌幅较小）亦在预料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即便面临国内经济放缓和美国约75%高关税压力的中国，其股市跌幅仍小于美国。对普通美国家庭而言，这场贸易摩擦正带来双重打击：日常消费品价格上涨与养老金资产缩水。■